（一）
综观国际情况，学会一般都是民间组织，是非政府的、不以赢利为目标的、非政治的、志愿性的、自治性的、正式注册的、常设性的、以科学研究为纽带的社会组织。虽然很多学会与政府或企业关系密切，但不根本影响学会的民间组织的性质。如英国皇家学会、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以及弗朗霍夫学会等。可以说，学会是学术界的特殊“行会”。
（二）
学会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第一，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出台相关政策提供咨询服务。以科学专业的知识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发挥智库的作用。第二，促进学术创新。通过资助科学研究和调查，组织学术会议与交流，出版学术刊物等促进学术发展。更具体的体现在对国家或企业委托项目的研究上，直接为科学发展和生产服务。还可以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促成学派争鸣，活跃学术氛围。第三，制定学术规则，规范学术研究。学会是学人的自治组织，是学人的“行会”，具有一定的管理引导职能，它的相关规定具有规范整个学术研究的作用。如今，学术不端行为严重与学会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有关。第四，保护学人的正当权益。学术工作者往往与最前沿的思想和技术相关，具有一定的风险，其研究自由和相关权益应受到保护。学会能发挥组织的力量保护成员的人身权益。第五，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学会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出版学术刊物，进行科学调查等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 此外，学会还具有增强学术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培养后备科研人才的功能。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科研昌盛和文化繁荣，学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
中国目前的学会发展，成绩显著，问题很多。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计划社会，政府垄断一切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皆由国家控制并纳入严格的计划运作。政府的计划至高无上，主导社会生活。经济资源由计划配置，供、产、销，按计划运行；政治资源由计划配置，政治活动按计划开展；文化资源由计划配置，文化传播按计划推动。凡是中国人，除主宰计划者外，无论其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所受教育、社会地位等有什么不同，其个人的命运，皆由计划主宰。政府职能无限，事无巨细，几乎样样都管。政府垄断市场，包办社会。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合一，合一于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严格的计划体系渐渐松动，各种资源不断越出计划轨道，纷纷流向民间。因此，从资源的流动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可以概括为：告别计划社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告别计划社会，还市场与民，还社会与民的过程。即一个合理划界的过程，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当前，市场经济的建设速度迅猛，成绩巨大。但社会的发育和建设却远远滞后，这是极不合理的。因为独立于公共权力系统和经济系统之外的社会系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充分的市民社会的发育现代民主和法制根本不可能实现，而在社会的发育中，民间组织的作用又是重中之重，它可以使社会板块化，多元化，促进民间智慧和力量的增长，最终实现权力的制衡。文化和学术研究的领域亦是如此，充分发展作为民间组织的学会，可以保护学人，极大地开发民间智慧，真正繁荣我国的文化和学术。
当前，中国的学会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由于计划社会的影响，中国的学会官方和半官方的居多。所以，当前学会的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促进学会的去政府化，民间化。要 “名正言顺”，还学会的民间本色。
当然怎样民间化，还需要审时度势，适时发展。但总体趋势不可阻挡。
怎样正确的发展学会？
首先，要正名求实。认清民间组织的基本内涵，循名求实，发展真正的民间学会组织，切不可用别的组织作为替代品。中国社会转型需要大量的各种民间学会组织，任何替代品都不能满足社会的内在需求。倘若合理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非法组织必然趁虚而入，招摇撞骗，蛊惑民心，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立法保护，依法管理。制订结社法，使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有可操作性；制订关于学术组织的专门法律，确保学会组织的产生、发展以及管理皆法制化。政府要依法管理，不可随意动用行政力量侵犯学术组织的研究自由和活动权利。学会内部要依法治会，使资源合理分享，发扬民主和监督，杜绝以权谋私。
第三，官民分流。对于官办的学会组织应定位分流，使之走向民间，渐变为名副其实的民间组织；对于那些政府不该承担的社会功能，应逐步剥离出来，转移给相关的民间学术组织。数十年间，官办的学术组织与政府几乎融为一体了，其负责人有相应的行政级别（科级、处级、局级、部级等）并享受同等待遇，其办事方式与政府无异。要这些人由官而变为民，要这些学术组织由官方机构而变为民间组织，职权和待遇发生巨大变化，势必遇到重重阻力。必须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创新，方能实现官民的组织分离。
（四）
学术组织是具有生命的有机系统，无不企图拥有更多的资源，占领更大的空间，以便发展壮大。由于不同的学术组织，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发展学术组织，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许多新的矛盾。学术组织和政府组织之间，学术组织相互之间，学术组织和个人之间，岂能没有矛盾？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创新，利益调整，必然如此。
如何应对？
计划社会中盛行斗争哲学。斗争哲学片面强调事物之间的斗争，将斗争性视为分析问题的唯一出发点，所谓“斗争第一性，统一第二性”，“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就是斗争哲学的真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些宣扬斗争哲学的口号，广为流转，家喻户晓。不仅如此，还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用来指导文化大革命，闹得经济衰退，文化萧条，天怒人怨。斗争哲学的重重悲剧岂可重演？
社会共生论认为，人与人之间（包括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个人之间）的斗争和妥协都是相对的，何时重斗争，何时重妥协，根据现实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斗争时则斗争，该妥协时则妥协。视斗争为第一性的斗争哲学，视妥协为第一性的绥靖哲学，都是错误的。斗争不是目的，妥协也不是目的，斗争和妥协都是为了划分出权利及义务的合理边界，以求共生。
社会共生论认为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要明确主体、资源和约束条件三大要素。资源是有限的，各主体在约束条件下分配资源。资源的分配就是一个斗争和妥协的过程。在现代法治国家，理想的情况是享有充分权利的主体在善的约束条件下合理的分享资源。学会的转型和发展，关键就是要赋予学会真正的主体地位，使其拥有基本的组织和活动权利；同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各主体间分享资源创造好的约束条件；同时加大国家对学会的财政和政策扶植力度，丰富资源。只有三者结合，才能较顺利的完成学会的转型，实现真正的学术繁荣。
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学术组织以及所有公民，都必须以社会共生论为指导，协调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通过斗争—妥协，达到和谐共生。
